1977年春天，东海海面还带着冷意，一支规模罕见的打捞船队悄然从福建沿海出发。参与者后来回忆，当时军代表在甲板上交代任务时，只说了一句：“下面这片海底，沉着一艘在1945年带着巨大谜团消失的日本船——阿波丸号。”
这一年，距离阿波丸号被击沉，已经过去了三十二年。围绕这艘船的传说，却从未真正平息。黄金、白金、宝石、稀有文物，甚至“北京人头盖骨”的说法，早在战后就流传开来。打捞行动启动后，社会各界的关注并不奇怪，但有意思的是，真正推动这场打捞的，并不只是“宝藏”二字。
阿波丸号的故事，本身就带着时代烙印。它牵扯到二战末期的物资掠夺、人道协定、潜艇战，也牵扯到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围绕沉船、财物和主权的一场无形博弈。打捞结果“没有找到传说中的贵重物品”，表面上像一个落空的期待，实际上背后有更深的一层逻辑。
一九七七年那次大规模打捞，既是一次海底工程，也是一场国家信誉和技术能力的集中检验。这点，很多当年的参与者，后来都有类似的感慨。
那是太平洋战争的后期，日本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却仍在继续从东南亚大肆掠夺物资。橡胶、锡矿、石油、粮食，被源源不断地往本土运。而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与日本之间出现了一纸看上去颇为“温和”的协定——同意安排“人道运输船”，向日占区的盟国战俘和平民运送药品、食品等生活物资。
阿波丸号就挂上了“人道船”的名义。按公开说法，这艘船要从日本出发，运送物资给在新加坡等地的盟国战俘和平民，然后再返回日本。但从后来披露的资料来看，它真实的任务远不止如此，日本军方借这条“安全通道”，悄悄把大量战时急需物资塞进了船舱。
阿波丸号本身是一艘大型远洋轮船，排水量大，航程远，战前主要跑外航。战时被征用后，不像那几艘直接改成轻型航母的姊妹船，但军事用途极强。日本陆军运输部门对它十分倚重，在内部文件里甚至称之为“重要运输船只”。
1945年3月，阿波丸号抵达新加坡。根据战后多方资料，当时当地堆积着日本从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等地搜刮来的大量物资：锡锭、橡胶、大米，还有在各地收缴的大量贵重金属与珍贵物件。究竟装了多少、装了什么，各家说法并不一致，这恰恰也给后来“宝藏清单”的传闻留下了空间。
比较常见的一份战后流传的“清单”是这样描述的：四十吨黄金、十二吨白金、若干珠宝与名贵文物、三千吨锡锭、三千吨橡胶以及大量粮食。如果按战后甚至当代的价格折算，这是一笔十分惊人的财富。问题在于，这份“清单”从未在正式档案中得到完全印证，更像是多方消息与战后传闻糅合后的结果。
1945年4月1日夜里，阿波丸号从新加坡启程回国。按照协定，美军方面事先就收到了有关这艘“人道船”的航行信息，并承诺不予攻击。但就在当晚接近午夜时分，美军潜艇“皇后鱼号”在福建平潭岛牛山岛以东海域发现了目标。潜艇指挥官根据现场情况判定，对方行为与一艘“人道船”不符，多次警告未果后，下令发射鱼雷。
数枚鱼雷命中，阿波丸号当场断裂，沉入海底。船上两千余人，仅一人生还，其余全部遇难。按照后来双方调查，遇难人数为二千零八人。
这次事件很快就引发了战后范围内的国际争议。日本方面强调阿波丸号是奉人道使命航行的“安全船只”，要求美方赔偿。美国在战后承认击沉阿波丸号违背了当年的安全承诺，同意支付赔偿，但在货载问题上态度非常模糊。关于船上究竟装载了多少军用物资、多少贵重物资，两国都没有给出让人完全信服的公开数据。
也正因为如此，从战后一段时间起，阿波丸号就不再是一艘普通的战时沉船，而被逐渐附着上“巨额宝藏”“神秘货物”等色彩。尤其在日本国内，关于这艘船装载“满舱黄金白银”的说法，一度炒得很热。
阿波丸号沉没海域，在我国沿海渔民中并不陌生。战后几十年，当地渔民多次在平潭外海的特定水域感觉到渔网被“硬物”挂住，或者拖网破损，口口相传间，渐渐知道那一片海底躺着一艘被美军击沉的日本大船。
不过，这种民间层面的认知，和国家层面有组织的大型打捞，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真正让阿波丸号重新被摆上“桌面”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系列外交接触。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开启中美关系解冻的新阶段。当时双方的接触内容很多，其中就包括战时遗留问题，以及在中国近海沉没的部分船只情况。在这期间，美方有人提及阿波丸号，表示愿意提供部分情报，甚至有意参与打捞，理由是沉船事件当年由美军潜艇造成，美方有责任协助处理遗留事件。
同一时期，日本方面在民间和媒体层面也没闲着。关于阿波丸号的报道陆续出现，有的暗示其中载有巨额物资，有的提到其中可能有重大文物。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学者与记者把1930年代在周口店发掘的“北京人头盖骨”牵扯进来，推测它可能在战时被装上阿波丸号，随船沉没。
这些说法未必都有扎实史料支撑，却不断加码公众想象。对中国而言，这既是压力，也是机会。一方面，沉船在中国管辖海域内，涉及主权与权益；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中后期，国家对海洋事业和水下工程的重视逐渐提高，大型打捞对技术积累也有现实意义。
在这种背景下，1977年有关部门正式决定组织力量，对阿波丸号展开定位与打捞。海军、交通部等多方参与，福州军区配合，调集舰艇、海空侦察力量，对平潭牛山岛以东海域进行系统勘察。沿海地方政府则负责岸上协调与保密工作，以防外部势力介入或干扰。
“这次不是普通打捞任务，是政治任务。”据说在动员会上，有领导是这样讲的。话不算多，却点明了打捞的性质。
有外界力量试图“插一脚”也不奇怪。美国、德国以及日本的相关机构，都在不同渠道表达过希望参与或提供技术援助的愿望。理由一般都说得很客气：提供声呐设备、深潜技术、打捞经验等等。但当时中国的考虑很明确，这艘船沉在中国海域，主权归属和最终处置权必须握在自己手里，不能开这个先例。于是，对“合作打捞”的提议基本一律婉拒。
从某种意义上讲，打捞阿波丸号，在当时已经不再仅仅是为了探寻船舱里到底有没有黄金白银，而是一次在国际环境、海洋法和技术实力多重背景下的综合行动。
三、艰难的三年：海底打捞的线月，通过多轮测量、声呐探测和实地勘察，打捞队在牛山岛以东指定海域锁定了一处可疑海底目标。结合此前渔民的口述线索——某片水域下有“凸起硬物”、渔网经常被挂破，这个目标的可能性被认为极高。
三年多时间里，打捞行动时紧时缓。每当海况允许，船队就抓紧窗口期展开高强度作业；进入台风季或者海面恶劣天气时，只能暂时撤离，等待下一轮机会。设备和技术也在实战中不断调整，有的水下工具甚至是边摸索边改良。
阿波丸号打捞结果公布后，最让人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传说中的贵重物品，到底有没有存在过？如果存在，为何没有被打捞出来？
一是关于“宝藏传说本身”的可靠性问题。叶飞九游娱乐认为，战后长期流传的各种清单和说法，更多是由零散消息、个人回忆和媒体渲染叠加出来的，并没有形成一份在多方档案中都能互相印证的统一版本。以黄金、白金为例，日本军方在战争末期的确有转移贵重金属的行为，但其运输分散在多条航线上，不太可能把巨额贵金属集中压在一艘船上冒险。
二是关于“贵重物品可能通过其他渠道转移”的推测。叶飞提到，日本在战败前夕，确实有计划地利用多艘船只分散转运物资，有的通过台湾，有的通过朝鲜半岛，有的甚至通过伪装民船和小型运输船潜行。阿波丸号虽重要，但在整个运输体系中只是“王牌之一”，不是“全部”。一些后来被追踪到的贵重金属和物资，并没有证据指向阿波丸号。
三是关于“外部力量若知情会否提前介入”的问题。叶飞的意思大致是：如果美国等国在战后就确信阿波丸号上有巨额黄金白银，那么以当时他们在该海域的技术力量和海军存在，要提前组织打捞并非难事。可是从现有公开记录看，在七十年代之前，并未出现美国大规模在此海域打捞阿波丸号的行动。这一点，本身就说明“巨额宝藏论”缺乏足够吸引力。
在阿波丸号所有传说中，“北京人头盖骨”可谓最具象征意味的一条。这一问题本身与阿波丸号并无必然联系，却被多次捆绑在一起，原因在于双方的时间线在某些环节上确实存在交叉。
1930年代，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头盖骨，是当时极为重要的人类学与考古学发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为避免战火波及，这批重要化石由美籍学者与中国方面协商，准备运往美国保管。按照当时的设想，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送，经秦皇岛港登船，先运往太平洋方向，再转运美国本土。
阿波丸号打捞，表面看是一项针对单一沉船的技术行动，细看之下，却带着多重意义。
从国际法和主权角度看，阿波丸号沉没位置在中国近海海域。战后长期以来，关于沉船所属国家、沉没地国家、原货主国家，在沉船财物归属上的权利，一直是国际海洋法讨论的焦点之一。阿波丸号事件中，日本作为原船主国，美国作为击沉一方，中国作为沉没海域所在国，三方在不同阶段都对这艘船有过公开或隐性的关注。
从技术进步角度看，阿波丸号打捞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深水复杂打捞工程之一。它涉及水下定位、声呐勘测、潜水作业、结构切割、吊装、海上后勤保障等多个环节。很多技术，原本只停留在理论或小规模试验阶段，通过这次任务得到了实战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