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正式签署《日本投降书》。自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胜利、轴心国彻底失败告终。作为东方主战场、最早抗击法西斯的国家、付出伤亡最惨重的战胜国之一，中国在战后本应主导对日本的全面清算——包括战犯处置、领土归还、战争赔偿、历史定性与文物返还。然而，由于冷战格局突变、美国单独占领日本、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孤立，这一清算进程被严重中断甚至扭曲。
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跃升、国际话语权增强、历史证据系统整理完成，重启并完成对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合法清算，不仅具有充分的历史正当性与法理基础，更是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构建公正国际秩序的战略必需。以下从多个核心维度展开论述：
对日本的战后处置，具有普遍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是以下三项，由中国、美国、英国、苏联等主要盟国共同制定或接受：
这三份文件构成完整、连续、不可分割的战后秩序法律链，至今仍是处理中日历史与领土问题的唯一合法依据。
1951年9月8日，美国主导48国与日本签订《对日和平条约》（即《旧金山和约》），但该条约存在根本性非法与无效缺陷：
美国拒绝邀请新中国参会，亦未邀请退守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后临时补签，但无国际承认）；
违反《联合国宪章》第103条：“会员国在宪章下之义务与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其在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
《旧金山和约》第二条仅称“日本放弃台湾、澎湖”，却未明确归还对象，刻意制造“台湾地位未定”假象；
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旧金山和约》对华无效，回归《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投降书》法律框架；
在联合国、国际法院等场合，系统驳斥日美以《旧金山和约》为基础的任何领土主张；
推动国际法学界重新评估该条约的合法性，将其定性为“冷战产物、违反战后正义原则”。
对内：淡化、否认或美化侵略罪行，将战争描述为“自存自卫”或“解放亚洲”。
日本政府及民间长九游娱乐入口官网期将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1945年8月）作为战争记忆的核心符号：
教科书、博物馆（如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大量展示平民伤亡，却极少提及此前日本在亚洲的暴行。
原子弹投放固然造成巨大人道灾难，但其背景是日本拒绝《波茨坦公告》、坚持“一亿玉碎”抵抗；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已造成中国3500万军民伤亡、朝鲜半岛数百万人死亡、东南亚数百万人死于强制劳役与饥荒；
由于冷战宣传、西方媒体偏好“反核”叙事、以及日本娴熟的公共外交，全球公众对二战东亚战场的认知严重失衡：
要求日本在讲述广岛、长崎历史时，必须同步说明战争起因——即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扩张；
支持中国学者、幸存者赴国际平台发声，构建“南京—马尼拉—仰光—广岛”的完整战争记忆链；
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投降书》，日本战后领土范围已被清晰限定：
其中，“吾人”指中、美、英、苏四大盟国，非日本自行解释，更非美国单方面决定。
日本及部分西方舆论常将以下问题称为“争端”，实则皆属历史与法理上的伪命题：
钓鱼岛自明初（14世纪）即纳入中国海防体系，《顺风相送》《使琉球录》等文献确证其为中国固有领土；
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日本趁清廷战败，秘密窃占，属趁火打劫式非法侵占；
1943年《开罗宣言》明确规定归还“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作为附属岛屿自然包含在内；
1972年中日建交时，双方同意“暂不提及”，但从未承认“争议”，更未放弃主权。
琉球王国自1372年起为中国藩属国，1879年被日本武力吞并（“琉球处分”）；
1971年美日私签《冲绳返还协定》，将“施政权”移交日本，未经中国等盟国同意，违反《波茨坦公告》。
但1943年《开罗宣言》已明确“归还中华民国”，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正式收复台湾，完成法律与事实交接；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充分理解和尊重”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实际控制：1972年后派海上保安厅船舰长期巡航钓鱼岛，阻止中方渔民进入；
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认钓鱼岛为《开罗宣言》所指“台湾附属岛屿”，立即撤出所有行政与执法力量；
在联合国、国际法院等平台，系统驳斥“中日领土争端”话语，正名为“日本拒不履行战败国归还义务”；
（1）侵华战争中的国家主导型文物掠夺日本对中国的文物掠夺绝非战场零散劫掠，而是一场由国家策划、军队执行、学术机构配合的系统性文化浩劫：
日军攻占旅顺、威海后，洗劫官署、寺庙，掠走大量古籍、青铜器、书画。仅旅顺黄金山唐鸿胪井碑即于1908年被海军强行拆运至东京皇宫。
1937年南京沦陷后，日军闯入朝天宫文物库，将瓷器玉器当球踢，古籍善本撕毁当柴烧；
1940年，为纪念“皇纪2600年”及炫耀侵华战功，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下令修建此塔。
“八纮一宇”原出中国《列子·汤问》《淮南子》，意为“天下一家”。但日本将其扭曲为“以武力统合八方，归于天皇一宇”，成为军国主义口号。
日本延请风水师设计，将掠夺自中国名山大川、皇陵宫苑的“龙脉石”嵌入塔基与墙面，意图镇压中华国运、斩断民族气运。中国风水界称之为“最狠毒的风水局”。
立即启动对“八纮一宇塔”中238块中国石料的追索程序，要求日本提供每块石材的来源地、掠夺部队番号、运输记录；
将该塔列入“战争罪行纪念建筑”清单，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谴责其“以掠夺物构建侵略象征”的行为；
扩大文物追索范围至所有战争期间流失文物，重点锁定：皇室藏品（如唐鸿胪井碑，外交部已进行追讨）；
日本战败时，为掩盖违反《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禁止使用毒气与细菌武器）的罪行，秘密将超70万枚化学武器及大量生物战剂仓促掩埋、丢弃于中国18个省区，包括：
这些武器主要含芥子气、路易氏剂、氢氰酸等剧毒剂，即使埋藏80年，仍具致命九游娱乐入口官网性。
据中国国防部、外交部及地方档案统计，战后因日遗化武中毒事件已造成超2,000人伤亡，且多为无辜平民，尤以儿童、农民、建筑工人为甚：
吉林农安、黑龙江平房等地曾多次爆发异常鼠疫疫情，专家怀疑与遗留病原体有关；
四次逾期：按《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应于2007年完成销毁，后延至2012、2016、2022，现又推迟至2027年；
设立“日遗化武受害者赔偿基金”，由日方出资，用于：终身医疗保障；家属抚恤；
心理创伤干预；将731部队遗址、516部队遗址（齐齐哈尔）申报为联合国“反人类罪行纪念地”；
1979年至2008年，日本向中国提供总额约3.6万亿日元（约合2500亿人民币）的官方开发援助（ODA），其中91%为低息贷款，无偿援助仅占4%，技术合作占5%。然而，ODA从设计之初就不是“赔偿”或“援助”，而是典型的经济战略工具：
目的明确：“以援换市场”：贷款条件强制要求采购日本设备、采用日本技术标准（如京秦铁路信号系统、中日友好医院85%医疗设备来自日本）；
“以援保资源”：首笔贷款用于“两港两路”（秦皇岛港、日照港、京秦铁路、兖石铁路），核心目标是保障中国对日煤炭出口（当时中国70%出口煤销往日本）；
1985年日元升值后，日本出口受挫，ODA带动的中国订单成为其制造业“救命稻草”。
据原外贸部官员刘志成测算，综合通胀与汇率因素，日元贷款实际赠予成分仅约5%；
更因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中国需用更多美元兑换日元还款，实际承担高息负担；
ODA直接助推日本企业大举进入中国市场——松下、丰田、索尼等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最大受益者。
为逃避历史责任，日本外务省及右翼势力长期推动“ODA=变相赔偿”的叙事：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已明确放弃国家间战争赔偿，ODA是在此之后启动的全新经济合作项目；
日本对华ODA在其全球援助中占比不足10%，同期对东南亚、中东援助规模更大，显然非针对“赎罪”；
2015年日本政府主动将《政府开发援助大纲》更名为《政府开发合作大纲》，连“援助”一词都弃用，承认其商业本质。
如前所述，日本近年在台湾问题上的严重违约行为（鼓吹“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参与美日台军事联动），已构成对中日建交三文件的根本违反。
1972年“放弃赔偿”是以日本承认一个中国、反省侵略为前提，如今前提已毁，权利可恢复。
1978年，靖国神社宫司松平永芳秘密将14名甲级战犯（包括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列入“昭和殉难者”名录，进行合祀。自此：
历任首相（如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以“私人身份”参拜，实为政府默许的国家行为；
神社内“游就馆”展览将侵华战争美化为“自存自卫”“解放亚洲”，南京大屠杀称“虚构”。
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向美军提供3,000份人体实验数据，换取免于起诉；
100部队（长春）、516部队（齐齐哈尔）：进行细菌、毒气、冻伤活体实验，指挥官无一受审；
强征“慰安妇”体系设计者：如陆军省课长武藤章（已处决），但执行链条上的军官、警察、商人几乎全部脱罪。
裕仁天皇（昭和天皇）作为日本国家元首与陆海军大元帅，是侵略战争的最高决策者与精神象征：
然而，在美国主导下，麦克阿瑟为稳定占领秩序，决定保留天皇制，并免除其一切战争责任：
要求日本政府立法禁止公职人员参拜靖国神社，将其定性为“战争罪行纪念场所”；
推动国际社会重新评估东京审判的历史局限性，承认“天皇免责”是重大司法缺陷，要求日本天皇向侵略战争做出道歉；
日本常以“教科书由民间出版社编写、学校自主选用”为由，声称“政府不干预内容”，营造“言论自由”形象。但事实是：
比教科书更隐蔽、更具强制力的，是全国统一的大学入学共通考试与高中学习指导要领（课程标准）：
《学习指导要领》由文部科学省制定，规定历史教育必须“培养爱国心”“避免过度负面描述”；
通过“教科书审定 + 考试导向 + 媒体配合”，日本成功构建一套去责任化的历史教育闭环：
建立多语种“东亚战争记忆数据库”，整合中、韩、菲、缅等国证言、档案、影像；
制作《被遗忘的亚洲战场》《731：人体实验档案》等国际纪录片，登陆Netflix、YouTube、BBC；
邀请全球青年学者赴南京、哈尔滨、平壤等地开展“战争记忆田野调查”，亲历历史现场。
要求其修改《学习指导要领》，将“侵略”“殖民统治”“反人类罪行”列为不可回避的核心教学内容；
推动国际学界联合发布《关于日本历史教育问题的学术声明》，揭露其系统性歪曲；
在WTO或UNESCO框架下，将历史教育真实性纳入“文化产品贸易伦理”讨论。
2026年1月16日，这一历史进程迈出了标志性一步——《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在上海正式发布。这部汇集368份原始档案、127张历史照片、19国馆藏线索的权威文献，以无可辩驳的证据链证明：
唐鸿胪井碑是唐朝经略东北、册封渤海国的国家主权象征，1908年被日本海军以“战利品”名义掠走，至今藏于东京皇宫建安府。
发布仪式上，编委会向日本文化机构代表赠书，双方共同签署《上海宣言》，郑重呼吁：
七天后，2026年1月23日，中国外交部正式向日本政府递交外交照会，要求其在180天内归还唐鸿胪井碑及18件配套文物，并启动对360万件流失文物的系统性追索程序。此举迅速引发国际回响：
作为二战东方主战场、伤亡最惨重的战胜国，中国有权利、有能力、也有责任完成这场迟到了近80年的全面清算。从法理到领土，从文物到记忆等多维度的清算，终将汇聚成一条清晰的底线：
当唐碑重回旅顺黄金山，当最后一枚毒气弹被焚毁，当日本教科书写下“我们曾是加害者”——那将不只是中国的胜利，而是人类文明对野蛮、正义与邪恶的又一次胜利。